第六百六十九章 幼儿园虎将
好吧，又是卢瑟福“诺奖幼儿园”的一员虎将。
卡皮察是苏联鼎鼎大名的低温物理学家，出身一个科学世家，他们家连着四代出了院士。
1978年，卡皮察84岁高龄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专程赶到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奖感言竟然是：“我真不知为啥获奖，你们说的那成果是我的吗？别搞错了哟！就算是，也该是40多年前的事了吧，我早忘了！”
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他：“您一生中最重要的知识，学自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
一头白发的卡皮察很认真地回答：“不是大学，也不是研究所，而是幼儿园。”
记者当场给整不会了。
卡皮察给他解释说：“在幼儿园，我学会了饭前洗手，午饭后要休息，东西要放整齐，学习时要多思考，要学会观察，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别拿，有错就改，答应过的事情要兑现，愿意将自己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其实我一生所用的东西，就这些而已。”
回过味来的听众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绝对的奇人一个。
李谕问道：“申请博士生，递交上材料不就可以等着了吗？”
卡皮察说：“卢瑟福教授的名额已经满了，我在考虑有什么办法插进去。”
“一定要现在就报上名？”李谕问。
“是的，”卡皮察说，“我研究的东西，只能在这儿开展。”
能搞低温物理领域的实验室确实不太多。
“原来是这样，”李谕搓了搓下巴，对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待会儿见到卢瑟福，他要是说实验室人满为患，你就问他平常做实验允许偏差多少，而你就可以成为额外的那个偏差。”
卡皮察一拍手：“好主意！”
二十多分钟后，卢瑟福优哉游哉回到办公室，先同李谕握了握手：“院士先生，你好。”
“你好，卢瑟福教授，”李谕接着指向旁边的卡皮察，“刚才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学生，非常想进入您的实验室。”
“卡皮察，你还在？”卢瑟福疑惑道，“我并非不接纳你，只是今年名额太满。”
他果然说了这句话。
卡皮察立刻说：“教授，您做实验时可容忍的误差是多少？”
“2%到3%吧。”卢瑟福说。
卡皮察微微一算，说：“现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有三十多人，误差率2%到3%，就意味着可容忍的人员误差是0.6到0.9，再考虑四舍五入，正好可以多容纳我一个。”
卢瑟福一愣，旋即笑道：“好小子，竟然从我嘴里套话！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但我还需要对你的情况进一步了解。”
他这么说，基本就代表接纳卡皮察了。
卡皮察高兴道：“我擅长实验，绝对能帮上教授大忙。”
“是吗？”卢瑟福存心考他一下，“我这里说得上人才济济，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无法解决。”
“什么问题？”卡皮察问。
卢瑟福带着他们进入实验室，指着一台功勋卓著的仪器说：“我们经常测量α粒子速度，但这台仪器的螺线管总会被电磁热效应烧毁。我想了很多降温的办法，都不行。”
卡皮察思索一会：“给我一周时间，能搞定。”
“一周？”卢瑟福并不相信，“别说一周，你要是一个月可以解决，我都会无条件接纳你进入实验室。”
卡皮察自信道：“只要教授给足经费，轻轻松松办到。”
“那我拭目以待。”卢瑟福说。
此后的几天，卢瑟福先让他试试拳脚。
李谕则参加了几场皇家学会的报告，像李谕这种神出鬼没，一年参加不了一两场皇家学会物理大会的外籍院士也是罕见。
不过皇家学会非常给李谕面子，能留住就行，寻常会议参不参加的，人家压根不在乎，甚至已经习以为常。
李谕顺便又在剑桥的一座花园开了一场讲座，讲完后，发现到场的还有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以及徐志摩。
林长民现在是国联的中国代表，笑道：“我们特地来给院士先生捧场。”
“多谢林代表，”李谕说，然后问徐志摩，“你不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哪？”
徐志摩说：“我讨厌美国社会那种资本强烈主导的疯狂和贪婪性，在我看来，英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么说，你转到政治系了？”李谕问。
“是的，我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徐志摩说，“虽然我出国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手段，走实业救国路子，但两年过去，我发现自己看见烟囱就感到厌恶，同情那些在大工业机器轰鸣声中辗转挣扎着求生活的劳工。所以我改变了看法，如今信奉新文艺，对政治有兴趣。”
李谕淡淡一笑，以徐志摩的性格，可不适合当个政治家，但不能直接说出来打击人，于是说：“英国号称雾都，和你在美国看到的样子没有差多少，甚至德国、法国也都差不多。”
“我认为不一样，”徐志摩说，“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诗人的感触，真心有点主观。
好在徐志摩也就这时候发表发表看法，并没有真正从政，他还是适合进入文艺领域。
林长民委婉道：“人都是复杂的，做国联代表后，我更能体会顾维钧当时的处境。”
不知道徐志摩有没有听出林长民话中的意思，他此刻似乎没有继续聊政治的心情，对林长民身后一直默不作声的林徽因说：“徽因，康桥风景很好，我带你去那条河看看。”
林徽因轻轻说：“徐大哥，你的夫人也来到英国了，甚至怀了身孕，你带她看过了吗？”
“带她来干什么，都是一些过往的负担。”徐志摩说。
林徽因摇了摇头：“我要和父亲在一起。”
徐志摩说：“那我也不去了，和你一起在这里。”
徐志摩已经开始疯狂追求林徽因了，这段感情来的有点突然而且强烈。
用徐志摩自己的话说，这种爱是他性灵觉醒的结果，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是对爱与美及自由追求的最高体现；他大胆地表达这种情感是出于道德的勇敢，合乎人道的精神、新时代的精神。所以，他要结束与张幼仪无爱的婚姻，以获得自己的真爱。
林徽因应该有所动，但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她觉得大自己七八岁并且已经结婚生子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大哥。
此后她更是表示：“徐志摩有一种孩子似的天真。”
貌似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子，不过徐志摩的性格有些执拗，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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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察是苏联鼎鼎大名的低温物理学家，出身一个科学世家，他们家连着四代出了院士。
1978年，卡皮察84岁高龄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专程赶到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奖感言竟然是：“我真不知为啥获奖，你们说的那成果是我的吗？别搞错了哟！就算是，也该是40多年前的事了吧，我早忘了！”
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他：“您一生中最重要的知识，学自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
一头白发的卡皮察很认真地回答：“不是大学，也不是研究所，而是幼儿园。”
记者当场给整不会了。
卡皮察给他解释说：“在幼儿园，我学会了饭前洗手，午饭后要休息，东西要放整齐，学习时要多思考，要学会观察，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别拿，有错就改，答应过的事情要兑现，愿意将自己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其实我一生所用的东西，就这些而已。”
回过味来的听众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绝对的奇人一个。
李谕问道：“申请博士生，递交上材料不就可以等着了吗？”
卡皮察说：“卢瑟福教授的名额已经满了，我在考虑有什么办法插进去。”
“一定要现在就报上名？”李谕问。
“是的，”卡皮察说，“我研究的东西，只能在这儿开展。”
能搞低温物理领域的实验室确实不太多。
“原来是这样，”李谕搓了搓下巴，对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待会儿见到卢瑟福，他要是说实验室人满为患，你就问他平常做实验允许偏差多少，而你就可以成为额外的那个偏差。”
卡皮察一拍手：“好主意！”
二十多分钟后，卢瑟福优哉游哉回到办公室，先同李谕握了握手：“院士先生，你好。”
“你好，卢瑟福教授，”李谕接着指向旁边的卡皮察，“刚才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学生，非常想进入您的实验室。”
“卡皮察，你还在？”卢瑟福疑惑道，“我并非不接纳你，只是今年名额太满。”
他果然说了这句话。
卡皮察立刻说：“教授，您做实验时可容忍的误差是多少？”
“2%到3%吧。”卢瑟福说。
卡皮察微微一算，说：“现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有三十多人，误差率2%到3%，就意味着可容忍的人员误差是0.6到0.9，再考虑四舍五入，正好可以多容纳我一个。”
卢瑟福一愣，旋即笑道：“好小子，竟然从我嘴里套话！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但我还需要对你的情况进一步了解。”
他这么说，基本就代表接纳卡皮察了。
卡皮察高兴道：“我擅长实验，绝对能帮上教授大忙。”
“是吗？”卢瑟福存心考他一下，“我这里说得上人才济济，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无法解决。”
“什么问题？”卡皮察问。
卢瑟福带着他们进入实验室，指着一台功勋卓著的仪器说：“我们经常测量α粒子速度，但这台仪器的螺线管总会被电磁热效应烧毁。我想了很多降温的办法，都不行。”
卡皮察思索一会：“给我一周时间，能搞定。”
“一周？”卢瑟福并不相信，“别说一周，你要是一个月可以解决，我都会无条件接纳你进入实验室。”
卡皮察自信道：“只要教授给足经费，轻轻松松办到。”
“那我拭目以待。”卢瑟福说。
此后的几天，卢瑟福先让他试试拳脚。
李谕则参加了几场皇家学会的报告，像李谕这种神出鬼没，一年参加不了一两场皇家学会物理大会的外籍院士也是罕见。
不过皇家学会非常给李谕面子，能留住就行，寻常会议参不参加的，人家压根不在乎，甚至已经习以为常。
李谕顺便又在剑桥的一座花园开了一场讲座，讲完后，发现到场的还有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以及徐志摩。
林长民现在是国联的中国代表，笑道：“我们特地来给院士先生捧场。”
“多谢林代表，”李谕说，然后问徐志摩，“你不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哪？”
徐志摩说：“我讨厌美国社会那种资本强烈主导的疯狂和贪婪性，在我看来，英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么说，你转到政治系了？”李谕问。
“是的，我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徐志摩说，“虽然我出国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手段，走实业救国路子，但两年过去，我发现自己看见烟囱就感到厌恶，同情那些在大工业机器轰鸣声中辗转挣扎着求生活的劳工。所以我改变了看法，如今信奉新文艺，对政治有兴趣。”
李谕淡淡一笑，以徐志摩的性格，可不适合当个政治家，但不能直接说出来打击人，于是说：“英国号称雾都，和你在美国看到的样子没有差多少，甚至德国、法国也都差不多。”
“我认为不一样，”徐志摩说，“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诗人的感触，真心有点主观。
好在徐志摩也就这时候发表发表看法，并没有真正从政，他还是适合进入文艺领域。
林长民委婉道：“人都是复杂的，做国联代表后，我更能体会顾维钧当时的处境。”
不知道徐志摩有没有听出林长民话中的意思，他此刻似乎没有继续聊政治的心情，对林长民身后一直默不作声的林徽因说：“徽因，康桥风景很好，我带你去那条河看看。”
林徽因轻轻说：“徐大哥，你的夫人也来到英国了，甚至怀了身孕，你带她看过了吗？”
“带她来干什么，都是一些过往的负担。”徐志摩说。
林徽因摇了摇头：“我要和父亲在一起。”
徐志摩说：“那我也不去了，和你一起在这里。”
徐志摩已经开始疯狂追求林徽因了，这段感情来的有点突然而且强烈。
用徐志摩自己的话说，这种爱是他性灵觉醒的结果，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是对爱与美及自由追求的最高体现；他大胆地表达这种情感是出于道德的勇敢，合乎人道的精神、新时代的精神。所以，他要结束与张幼仪无爱的婚姻，以获得自己的真爱。
林徽因应该有所动，但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她觉得大自己七八岁并且已经结婚生子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大哥。
此后她更是表示：“徐志摩有一种孩子似的天真。”
貌似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子，不过徐志摩的性格有些执拗，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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